从制度层面来看，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宪法监督权专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由此与德国相类同，普通法院并不享有专门的宪法审查权。

如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82年宪法确立的许多重要制度和原则，都源于1954年宪法和1949年《共同纲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它们的继承、完善和发展。

最早是间接的、内含的，后来是直接的、明示的。有关机关发现规范性文件可能存在合宪性问题的，应当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或者依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十一是创制性运用宪法制度和宪法规定应对治国理政中遇到的重大风险挑战。宪法宣誓誓词，集中体现了国家工作人员对祖国对人民应有的忠诚、担当和庄严承诺，具有重要教育和激励意义。这些都是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重大举措，也是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作出的新的宪制性制度安排。

加强中国宪法理论研究，提炼标志性概念、原创性观点，正确阐释新时代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实质、内涵和意义，讲好中国宪法故事，以宪法精神凝心聚力。我们党的领导人历来是首先从政治上看待和把握宪法问题。⑨法典化是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法治工程，源于党内法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

难度较大的，实行分步走，先确定法典构成的关节性法规(总则，或者分则中的重要部分)，将其作为第一步抓紧完成。(35) (二)主观层面的可行性 法典化的主观条件是指人的因素。 (43)参见[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7-116页。例如，薛刚凌、章志远提出对专门领域的行政法如税法、行政调查法等进行编纂，(54)而这些专门行政法典未必都有很大的篇幅。

因探求更灵活的规则，公民的服从义务就随之减少。学界多年来一直呼吁的行政程序法，江必新提议的行政法通则，(53)都属适度法典化的思路。

(14)这是党规法典化的立论根基。例如，聚焦抓住关键少数、造就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可研究制定统一的领导干部条例，即对党的自身建设法规中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教育培训、交流工作、任职回避、辞职、能上能下等规定，以及中央企业、中管金融企业、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公立医院等的领导人员管理规定，和党的监督保障法规中关于领导干部考核、述职述廉、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经济责任审计，以及函询、通报、诫勉、组织处理等规定进行系统化整理，形成关于领导干部选、育、管、用、评的全链条法典。以进化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成文法就是对习惯法的法典化，(49)大块头又是对小快灵的法典化，最后可能走向几部大块头的再集成。体系型法典旨在通过部门法的横向建构和规则/原则的纵向建构而形成一个评价无矛盾的融贯体系。

(37)这一关于加强制度建设的系统性、提升体系化效应的要求，无疑是党内法规法典化的基本遵循。法治的要义在于使制度规范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例如，可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解释工作规定》等整合成新的党内法规，形成一部更加系统完备的党内立法法。统一不只是集中，而是民主的集中。

2020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任务总体如期完成。 ②转引自孟涛：《论党内法规的法典化》，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章志远提出制定统一的行政编制法行政调查法行政申诉法等分属行政组织法编、活动法编、救济法编的编纂任务。近代法制转型以来，法典化仍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

所以，适度法典化或曰适度体系化在篇幅上的标准实则具有较大弹性。何况，法典编纂本义还包括对既有规定进行修改(含微调、更新、增补、删除等)，而非直接沿用既有规定。 5.跨板块的法典化思路 如果更加聚焦于对象事项，还可进行跨板块的法典编纂。 (二)党内法规法典化的重要价值 历史上，法典化倡议往往首先以一种理论言说的形式出现，例如从13世纪起展开的欧洲大陆习惯法成文化和统一化，最初是私人(具有深厚罗马法知识的学者或者行政长官)完成的作品，(20)因而容易被视为一种理性的自负专家的妄想。其次，适度法典化主张对法典之外的单行法也应尽量进行体系化整合，而非保持分散立法现状。首先，适度法典化是指对调整某个领域社会关系的法规范采用法典与单行法并行的模式，其中，对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普通亚部门制度等内容进行编纂，同时保留特定亚部门的单行法，而不求面面俱到的单一法典模式。

欧爱民、李政洋：《党内法规构成行政法渊源——以新时代二元法治规范体系为分析视角》，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0年第5期。关于文件造规的成因分析和功能收缩，参见宋功德：《党规之治：党内法规一般原理》，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830-851页。

 按照党的二十大修改后的党章以及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在此基础上才是不断丰富和发展)，而依规治党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三、以适度体系型法典模式为当下选择 法典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其实，党规虽非国法，但也是一种特殊的法，正如法规条例等词非为国法专用，法典一词也并非只能用于国法。 ⑧参见孟涛：《论党内法规的法典化》，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笔者认为，法典化的党内法规使用专门名称，无疑更具标志性。(2)在具体规则上，比如对于问责情形，《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写了阻挠、干涉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或者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写了违规插手、干预食品安全事故依法处理和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案件处理的，而这两种情形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也有相互未涵盖的部分，本该都列入问责情形。所以，编纂党的组织机构法典，可从起草总则开始。虽不能说各个部门或领域的成文法的最终归宿都是法典，但总体上看，法典化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最重要成果，也是现代国家走向法治之路的最佳选择之一。

其客观可行性在于管党治党制度体系已更加成熟定型，具备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和延续性。(31)党内法规法典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通过法典编纂，巩固和发展新时代党的建设领域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使之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都能持续发挥作用，进一步增强全党团结统一。

 (21)参见林华：《通过依法执政实现依法行政的制度逻辑》，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6期。 (3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二)编纂的方向和思路 按党内法规体系的1+4基本框架，在四大板块之内以及跨板块之间如何进行法典化，笔者提出一些基本方向和初步思路。 (15)截至2022年6月，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718部。

因此，中央纪委在制定发布一些应急的单项党纪处分规定的同时，于1988年3月开始起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经反复征求意见和研究修改，将以前的零散规定加以集中、修订，对一些新出现的情况作出规定。 (12)封丽霞：《法典编纂论—— 一个比较法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50)马怀德：《行政基本法典模式、内容与框架》，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16)在如此庞大体量的制度体系中，无论是对现行党内法规进一步协调和完善，还是以有关规范性文件为基础制定、修订党内法规，(17)都要求开展更高程度和水平的体系化工作。

在自治型法治中，规范的制定与适用截然分离，立法机关和法学家群体主导着规范的制定权，法官只做解释和适用工作，这种法治类型适用于人们可以较为容易地就外部效应、识别行为人、确定利益、表达偏好、分配责任等达成共识的治理领域，例如犯罪治理，需以体系型法典来调控。 第二，更好保障依法治国。

 (24)参见封丽霞：《法典编纂论——一个比较法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245页。   不难看出，有些党内法规修改次数多一点，有些修改次数少一点。

适度法典化模式一般适用于牵涉面很广的法律部门，例如一般认为行政法不可能像民法那样实现高度法典化，所以立法部门的说法是行政基本法典而非行政法典。经过上述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再法典化的曲折历程，学术界慢慢达成了共识：治国理政的比较好的法治模式是法典与法律，综合法与单行法，基础法与专门法的结合，共同组成一个比较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